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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回头看十年前那个趴在北大的课桌上，觉得一切毫无意义的自己。我只想抱抱她，轻轻地对她说：“放过自己吧，对自己宽容一些，休息一下吧。”

文丨新京报记者郭懿萌

编辑丨陈晓舒

校对丨赵琳

►本文6130字阅读8分钟

29岁的小月（化名），如今仍会不时坠入同一个梦境：她孤身坐在北大的考场里，周遭全是陌生的面孔。眼前的试卷布满密密麻麻的题目，她却一道也答不上来。

每次梦到这里，她都会被吓醒，之后便久久无法入眠。这个梦境，几乎复刻了十年前她初入北大的经历——作为曾经的“小镇做题家”，她在踏入这所顶尖学府后，经历了全方位的被“碾压”。往日引以为傲的考试能力荡然无存，她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，甚至出现了自杀的行为。

原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曾在2016年发表有关“空心病”的演讲：“北大一年级的新生，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，有30.4%的学生厌恶学习，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；40.4%的学生认为活着或人生没有意义，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。”

此后徐凯文做了近十年研究，调查了152所高校的453万大学生和7万中小学生，发现大学生“空心病”的比例逐年增高，已经突破30%，中学生的比例甚至接近50%。这群从小成绩优异、乖巧听话的学生，具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，他们不知道活下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。而这些问题，家长、学校、社会都未能给出解答。

正如当时的小月。在北大求学的五年里，小月两度休学，三次住院，最严重的时候终日躺在床上，连刷牙、洗脸、起身这样最基本的动作，都仿佛要耗尽全部力气。当以考试为中心的价值观突然崩塌，她被强烈的虚无感吞没。

这样的焦虑直到她踏上工作岗位两三年后才慢慢消退。她逐渐意识到，生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的“考卷”各不相同。被外界定义的“成功”绑架了二十多年后，她选择给自己松绑，拥抱真实的生活。

这不是一个单纯关于成功或失败的故事，而是一次勇敢的自我剖析。这个曾在“优绩主义”轨道上狂奔的年轻人，被系统性压力击碎；又在漫长的迷失中，将自己一片片重新拾起，再度叩问生命的意义。

2025年12月6日，小月拿起徐凯文办公室一本与心理学有关的书。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摄

以下是小月的自述。

自卑的年级第一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抑郁的这颗种子埋在了高中，甚至更小的时候。

我出生在国家西部一座四五线小城，是别人口中的“小镇做题家”。从小我由爷爷奶奶带大，家里没人过问我的学习。我没上过辅导班，写作业、复习考试都不用别人督促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成了这样一个人：自我驱动力极强，却又格外在意他人的眼光。

上小学时我就知道，想要得到老师、家长的夸奖，唯一的途径就是考出好成绩。

父亲在我上小学时就离世了，母亲在外地靠体力劳动赚钱。母亲很忙，平时我们通话的机会都很少。小时候她回来看望我，我甚至错把她认成邻居。

母亲与祖父母不懂我学习上的事情，但他们会出席我的每一次家长会。老师当众的表扬、同学父母的羡慕，都似乎让他们直起了腰。

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不停地自我施压，给自己布置任务，逼着自己不断向前。

初一到高二，我几乎一直是年级第一，经常以二三十分的差距领先。数学、物理、英语、地理，只要外面有竞赛，老师就会给我报名。有一次学校举办竞赛颁奖典礼，我每场竞赛都是第一名，连领奖台都没有下来过。

可自己逼自己，是没有尽头的。我的心态越来越畸形。哪怕只考了一次第二名，我都会痛哭一场，觉得“天塌了”。现在想来，那种偏执大概是因为，当时的我眼里只有“成绩”这一套评价标准。

在高三那年，我们迎来了更彻底的“刷题模式”。母校与衡水中学签订了帮扶计划，将衡中模式直接搬了过来——照抄作息表，增加早晚自习，早晨跑操喊口号，中午唱班歌、集体宣誓，周考月考用同样的卷子，连写字都要模仿“衡中体”……

整个学校的氛围肉眼可见地变了，压力扑面而来，学生们浪费一分钟好像都是罪恶可耻的。为了准备竞赛，学校没有合适的老师教我，我就自己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，去大学里旁听数学和物理课程。

有一次，我与其他同学去省会城市参加物理“省队”选拔。复试后我自觉考得不理想，还无意中听到同行的竞赛生在背后议论：“以为她能拿金牌呢，没想到也不行啊！”“努力了这么久，最后名次不还是和我们一样？”

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强忍住假装没听到。他们是我的“同班”同学——高三时，学校按成绩排出了一个“尖子班”，仿照衡中模式，每月根据名次更换人员。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有朋友，只有对手。

我很自卑。复试成绩还没公布，我就决定跟老师先返校。可刚回到学校，就接到通知：我进了决赛，第二天就要考试。于是我又连夜赶回决赛城市。全校只有我一人进了决赛。

考试时我状态很差，发挥失常，没能进入“省队”。那段时间，我总感觉同学在背后嘲笑我，接连几次高考模拟考失利后，老师也频繁找我谈话。

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，常常到了饭点却毫无食欲。我觉得自己糟糕透顶。有一次走在学校四楼的走廊上，忽然就想纵身一跃，离开这个世界。只是在最后一刻，我害怕了，“怯懦”地活了下来。

高考前，我通过了北大的自主招生计划，最终顺利考入。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是荣耀的开始；但对我来说，却是一场噩梦的开端。

2016年1月期末考试后，小月在夜晚拍了一张宿舍楼道的照片。她觉得这象征着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被黑暗充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光明的地方。受访者供图

考上北大却患上“空心病”

我考上了北大的计算机系，然而曾经霸榜年级第一的我，在上大学第一个学期，便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次“挂科”。

很多同学从初中就开始参加信息学竞赛，有的甚至已拿过国家级乃至更高的奖项。而我第一次知道C++，是在大一。在此之前，所谓的微机课上，大家也只是偷偷打开电脑玩扫雷。

计算机专业是我的第二志愿，第一志愿是经济管理类。我对这两个专业一无所知，老师和家长也不了解。只是在我高考的2014年，这些都是炙手可热、前途光明的专业。于是我和许多同学一样，纷纷涌向这些热门领域。我们就像一群鱼，盲目游进不同水域，最终能否适应，全凭运气。

计算机系的课程对于我来说压力巨大。我完全看不懂代码，那些单词分开我都认识，可组合在一起，我却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。

我曾试图把高中的学习模式复制到大学。我整夜泡在通宵自习室，白天困了就趴一会儿。但休息不足让头脑昏昏沉沉，通宵的效率或许还不如别人专注的一个小时。

我像是参加专业马拉松比赛的业余选手，不仅前进得比别人慢，甚至连起跑线都落后了好几公里。

小时候我的学习能力不错，几乎只要理解了内容，无需刻意背诵就能记住。但在计算机的学习上这些能力全部失效。我总觉得脑子昏昏沉沉，像罩着一团雾，还常常手抖、耳鸣。不仅是记忆力与理解力在衰退，我开始整夜失眠，睡不着时就跑到未名湖边散步，脑中不断冒出消极的，甚至危险的念头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拼命学计算机，只是觉得挂科太丢人。中间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，我也放弃了。虽然学得很痛苦，但是我不知道还能转去哪里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未有机会认真思考：我究竟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？

那段时间，北大心理中心的徐凯文老师发表了关于“空心病”的演讲，其中提到，有30.4%的北大新生厌恶学习，或认为学习没有意义；有40.4%的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，不知道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。

当徐老师把演讲文章转给我，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同学和我一样。当以考试为中心的价值观突然崩塌，我们被强烈的虚无感吞没。

离开家之后，我才逐渐意识到，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多么单一和匮乏。

我生活自理能力差，上大学前很少自己洗衣服，连坐火车、打车也不太会。我不会做饭，不会管理时间和金钱，甚至不知道10元、100元能买到什么东西……

我只需要“搞好学习”，其他一切都有家人代劳。我就像个只会学习的“书呆子”，当“学习”这唯一能证明我的支柱倒塌时，所有的反噬都来得格外猛烈。

为了治疗我的失眠，我找到医生开了一些助眠药物。但后来我还是睡不着，我逐渐放弃了吃药，但依然定期去医院取药。

某个再次失眠的深夜，我服下大把安眠药。那一刻，我没有感到解脱或平静，反而立即后悔了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到校医院，只记得护士让我大量喝水，然后开始催吐。

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挂着点滴，躺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。医生在我昏迷的时候，完成了洗胃。

2025年12月6日，小月在徐凯文的办公室外。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摄

最大的自我救赎是“放下”

住院的那一个月，是我大学五年时间里，少有的放松惬意的时刻。在这里，大家没有手机，完全与外界隔绝。

我们跟着护士运动，闲暇时聚在一起聊天、做游戏，回归最朴素的生活。我不规律的作息在医院得到了矫正，曾因生活紊乱而来的压力与焦虑，也渐渐减轻。

但出院回到学校后，我仍然不适应。仿佛那个误入桃花源的武陵人，重返现实之后，发现曾经困扰我的问题，依然原封不动地等在那里。

临近期末，我更加焦急，老师提出一个建议——也许我可以考虑休学。如果再强撑下去，期末考试很可能会面临不及格，与其这样还不如休息一年。当时的我觉得这样有道理，于是便申请了休学。

被抑郁症笼罩的那段日子，我的记忆模糊而混乱。至今我都回想不起自己究竟是在哪一年休的学，只记得休过两次，住过三次精神病医院。

同年入学的同学，出国、实习、考研，而我像一个异类。只要一想到考试，抑郁和焦虑便层层加重。最终我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，抑郁和躁狂交替发作。

躁狂状态下，我对表演疯狂着迷，积极参加社团，投身话剧演出，体验演员身上不同的精彩人生；而抑郁状态下，我逃避与人接触，不想起床，连最基本的洗脸刷牙，都要耗尽全身力气。

我那时候反复问自己，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？但找不到答案。我是真的病了。

最后一次尝试自杀时，我又翻出家里所有的安眠药，无法抑制地边哭边喂给自己。听到哭声赶来的母亲，跪坐在我的对面，泪流满面地哀求我不要吃药。那是我记忆中母亲为数不多哭泣的瞬间。我又一次住院了。

被抑郁症控制的那段时间，我做过最正确的事情，就是求救。我在北大的心理咨询室认识了徐凯文老师，每周会和他聊上一小时，找到一个出口倾诉出来就有一定帮助。

我还参加了他在北大开设的心理项目，连我在内一共九个学生，来自不同专业，也有研究生和博士生。直到现在大家仍保持联系，偶尔回北京还会聚在一起，聊聊彼此的近况。

学院的老师帮我介绍了实习工作，精神病院的治疗最终也稳稳地托住了我。在抑郁的黑暗中，能主动寻求帮助不是软弱，是我在康复过程中迈出的最勇敢的一步。

在考上北大的第五年，仅有的两次休学机会都已用尽。按剩下的学分算，我只剩一个结局：退学。幸好那时北大还有“本科转专科”的政策，可以凭着已修的学分转到专科毕业。这是一种淘汰，也是一种救济。

我没怎么犹豫就决定了。我递交了材料申请，跑前跑后办完手续，当我拿到盖着钢戳的毕业证书时，负责盖章的老师看了一下我的证书，依然笑着对我说：“恭喜你，毕业快乐！”

我当时只觉得解脱。最大的自我救赎，便是“放下”。

2025年12月6日，小月从上海来到北京出差。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摄

生活从没有标准答案

毕业后的我并未立刻摆脱迷茫。学生时代，我有明确的考试目标与范围，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备考、参加考试并取得一个结果。但是工作完全不同——没有设定清晰的时间节点或具体目标，所有任务都需要靠自己规划、收集信息。这种无人命令与安排的高自由度，让刚刚走出校园的我很不适应。

曾经的我觉得考上好初中是为了上好高中，考上好高中是为了上好大学，但从未认真想过：大学毕业之后呢？下一个时间节点是什么？

时间从来不是块状的，不应被简单切割成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这样孤立的阶段。生活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的“考卷”各不相同。

专科毕业后，我曾入职游戏公司，做过网文运营，也负责过短视频剧本创作。大学期间的剧社经历，为我打下了一定的内容创作基础，加上自身的热情，我在这些工作中逐渐如鱼得水。

这种成就感与以往截然不同。从前的考试面对的是一道道有唯一答案的题目，而现在的任务几乎都有多种解决方式，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，创造出不同的可能。

我慢慢想清了自己的职业方向，跳到一家音频和海外直播的内容公司。在这家公司，我负责了整个App的内容生态搭建，过程充满挑战与阻碍：我独自邀请创作者加入，做海外投放、宣传推广……这些困难让我的心态和能力得到了磨炼。公司的老板很认可我，后来他也成了我的天使投资人。

2023年6月1日，我创立的音频制作公司通过审核，那天刚好是儿童节。

小时候，我没什么特别喜欢的事物，也常常觉得生活缺乏意义，因为我总是被外界、被某种既定的系统推着向前。我的生活中只有成绩，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
直到最近两年，我才意识到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——我喜欢上了动漫，养成了写手账和日记的习惯，还爱上了徒步和爬山，亲近大自然让我的状态越来越好。

我意识到，生活不应只有工作与学习，也要允许自己休息、睡觉，甚至无所事事。时间的暂停键被松开，将近三十岁的我，好像重新养育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。

创业两年多来，我经历了无数艰难阻碍，哭过，笑过，遭受过背刺，也收获过赞赏，但我的心态已彻底改变。以前遇到困难我总会想，“活着还干什么？天天受苦。”如今我却相信：不管多难，总会熬过去，天无绝人之路。

今年，我在广播剧之外尝试拓展心理服务，做一个类似“心灵客栈”的解压舒缓类项目，目前仍处于最小可行性测试阶段。我在自己600多人的粉丝群里发起招募，参与测试的朋友们反馈还不错。我希望打造一片心灵的栖息地，像一个个小花园，让那些隐藏的情绪被看见、被在意，也能有一个释放的出口。

如今距离我高考那年已经过去了11年，我有时还会梦到考试，然后被吓醒。直到2021年我换到第三份工作时，脑子混沌的状态才慢慢消散。

我其实被“优绩主义”绑架了很多年。这是近几年流行的新词语，指一个人才能越高、学习工作越努力，获得的回报理应越大，即“能力+努力=成功”。如果没有获得世俗标准中的成就，便是不够努力，也称不上成功。但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
“成功”并不仅由能力和努力决定，而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。我们一直有较强的“优绩主义”传统，体现在教育里便是“唯分数论”。至今依旧有太多学生像当年的我一样，被困在分数里，连休息都觉得是一种“罪过”。这样真的对吗？

在我看来，学习以外的能力，或许更为重要。我在高中学到的知识大多已忘记，但后来接触到的理财、人际往来，成了我生存下去的必备技能。

我依旧在按时吃药，也仍然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刻，但这都很正常。网络上有一段话很能治愈我：

如果你的心情生病了，那就先当一棵植物，吃吃喝喝、好好睡觉，晒晒太阳、慢慢长大，什么也不想，让自然的力量治愈你的心灵。

然后，你需要变成一只动物，接纳所有的欲望，正视你的需求、愤怒和好胜心，释放内心的野性，找回自己的力量。

最后，你需要变回一个小孩，重新照顾自己，拾起对世界的好奇、热情和勇气，像孩子一样纯真和快乐，让生活再次充满希望。

如果累了，那就退回去，重新变成一棵植物。

再回头看十年前那个趴在北大的课桌上，觉得一切毫无意义的自己。我只想抱抱她，轻轻地对她说：“放过自己吧，对自己宽容一些，休息一下吧。”

那时的我，或许仍然听不进去这些话。但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我终究会走到这里，看见此刻的风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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